《说红书》 中国画 方增先 纸本设色 94.5x184cm 1964年 中国美术馆藏

　　人物画是中国画在20世纪以来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绘画种类。这种代表性主要表现在把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和西画的素描造型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上，当代现实人物形象通过这种结合而获得了十分充分的表现。

　　方增先的代表作《说红书》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墨人物画创作推到一个新的高峰之后。而与他同龄的五六十年代的人物画家大多只能守成，鲜有他那样的再三蜕变，而与他同行的诸辈年轻画家则大多迷失在表层抽象形式上的写意笔墨之中，鲜有在线条质量与笔墨个性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建树。这或许就是方增先水墨人物画跨越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说红书》的艺术成就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方增先创作的《说红书》，以生动的场面，绘声绘色地塑造了一位农村讲故事员的形象，每个听故事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神态，特别是故事员手中的挥舞的鎌刀成了一把道具手枪的细节构思，非常巧妙又有生活气息。虽然他背对着观众，可是我们可以想像到他绘声绘色的的神态，这一诙谐的细节来源于生活，让人感动特别亲切。

　　《说红书》的主要成就，是在水墨画的艺术手法上面;它不仅比较完善地表现了作品内容，而且还发扬了我国传统水墨画的优点，在用笔用墨方面，很能适合我国人民的欣赏口味。水墨画如果缺乏这一点，往往在艺术上站不住脚;如果要具备这一点，又不是离开了基本功可以办到的。

　　《说红书》的艺术成就，就在于作者学习了水墨画的基本功，可是又没有硬套地抄袭古人的笔墨。他克服了古人在人物画造型上那种不准确的描写，那种过分的夸张，那种由于迁就笔墨程式而丧失人物个性特征的毛病。他不是每一笔都有古人的笔墨根据，或者每一笔都成为西方抽象的形式，而是每一笔都要适应于表现现代人、现代劳动者的形象。这正是《说红书》的难能可贵的地方。

　　回想过往，我国的现代人物水墨画在革新方面，在表现现代人的火热的生活方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但是，如果从表现人物的水墨画的艺术质量来看，不可否认，多数作品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其中最为普遍的缺点，是笔墨不熟练，形象不生动，或者缺乏我国水墨画的特色，或者把现代人画成了穿现代服装的古人或者成为纯形式抽象的水墨。如何创造一种既能表现现代人物，而又具有传统特色，同时又有当代艺术气息的现代中国画人物画，几代画家们做出了不懈的有益的探索和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说红书》的艺术成就是一种时代的积淀，并成为那个时代的“红色经典”。

领衔浙派人物画，创造新中国人物画经典风格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为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传统中国画的革新成为当时美术界的迫切任务。如何突破传统国画的规范与束缚，创造能适应新时代的审美需求、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国画”，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画革新、发展的主题，“新国画”要求新的内容、新的形式。顺应时势的变化与发展， 1955 年，方增先所在的浙江美术学院重新恢复了中国画系，原本学习油画的方增先也因此被转入国画系。在此背景下，天资聪颖、勤奋钻研的方增先充分利用学院当时的教学资源，博采中外各家之所长，创造出一套融合西方结构素描法和中国水墨画传统(主要是写意花鸟画传统)的新颖的中国画人物表现方法。这种方法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画的人物造型问题，用中国传统的水墨材料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生活气息的人物画探索由此走出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这也是中国画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篇章。

　　方增先的中国人物画基础是“线性人体结构素描”，它的形成是从法国明暗五调子素描法、苏联契斯恰可夫的分面法到美国伯里曼结构学，进而到线的结构法以及线的团块整体表现，实现了潘天寿有关中国画必须以线为主的观点在现代人物画教学中的具体落实，是在推崇以明暗为主体的西方传统素描法外的另辟蹊径之举，成功解决了当时中国人物画表达的迫切现实需要。由于这套方法行之有效，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学校的重视，很快在浙美的国画教学中普及开来，之后影响到全国各地的美术院校，成为中国画系人物画教学的基础课程。而方增先也以其对于中国人物画现代化改造产生的重大影响，当仁不让地成为浙派人物画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

　　五十年代的《粒粒皆辛苦》、六十年代的《说红书》、及以后的《母亲》等，既是方增先写实人物画的典范之作，也是浙派写实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更是那个特殊的时代的艺术“经典”，蕴涵着丰富的艺术、历史、政治、社会等诸多价值和意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它们是象征性的图像符号，是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但，正是这些记忆，让我们能更清醒地反思过去，立足现实，拓开未来。相关链接——“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动者。

　　方增先，1931年生。浙江兰溪人。他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画坛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动者。方增先身上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画家为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不断地求变革、图创新、不懈探索的艰辛艺术实践历程。